• 广州十三行,世界聚宝盆

    生活 > | Time Weekly - 2017-12-12 02:28:06 来源:诚博娱乐周报
  • [摘要] 在那个世界对中国满怀误解与偏见的特定年代,在那个满清帝国对世界既轻蔑又疑惧的矛盾年代,他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上,小心翼翼地树立着这个国家的民间形象。

    位于广州的庭呱画室。庭呱,是清代画家关联昌的英文名。通常,为了满足大量的订单,画家都会在画肆里请来一些画师、学徒一同工作。有趣的是,他们都用着传统的中式手法拿着画笔,绘制出西式的作品。

    杨黎光

    广州十三行,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。无论是与外商交往时的温文有礼、信守诚诺,还是对贸易全球化的积极参与对国际投资领域的超前性拓展,又或对西方文化技术的积极引进,他们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与碰撞初期,于经济、外交以及文化思想领域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    在那个世界对中国满怀误解与偏见的特定年代,在那个满清帝国对世界既轻蔑又疑惧的矛盾年代,他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上,小心翼翼地树立着这个国家的民间形象。同时,他们也在努力重塑中国商人的形象,一点一滴地推动着这个古老帝国向近代转型。

    “金街”大火

    1783年9月3日,美、英两国签订《巴黎条约》,正式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。仅仅几个月后,准确地说是1784年2月22日,“中国皇后”号便从纽约港起锚,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性首航。

    1783年8月22日,“中国皇后”号抵达澳门。28日,在一名引水员的带领下抵达黄埔。它一边缓缓驶向锚地,一边与停泊在这里的法、英、荷、丹麦等国商船以鸣放礼炮的方式互相致意,隆重地完成了一个对华贸易新成员的入列式。

    1783年9月6日,珠江边的一所空房子被改造成美国商馆。美国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广州十三行国际商馆区的一员。新加入的美国人带来了深受中国上层社会欢迎的海豹皮、花旗参、海参和檀香木,他们也以此成为全球对华贸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。

    “中国皇后”号返回美国后,为投资者带来了30727美元的利润,略高于本金的四分之一,虽然不及想象中丰厚,仍然足以证明此次航行大获成功。美国就此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,预示着对华贸易潜力无穷。从那之后,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跃跃欲试,力图在这场贸易盛宴中分一杯羹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注意到十三行在当时国际经济中的特殊地位,把这条流淌着机会与财富的街道形象地叫做“金街”。

    这条闻名世界的“金街”到底蕴藏了多少真金白银?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事件,恐怕人们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估计。

    1822年11月1日傍晚,距离十三行商馆区约一英里的一家饼店突然起火,很快蔓延到邻近的房屋。警铃响起后,英国商馆和行商的救火车赶到现场。那里已经混乱不堪,人们带着细软四处奔逃。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救火车供水不足,大火越烧越旺,情势危急。外国商人建议迅速拆掉火场周围的房屋,打出一条隔离带阻止火势扩大。十万火急,行商们将这个建议以信函的方式立即送往督府,督府却无动于衷。众人只能聚集在英国商馆的阳台上望火兴叹,同时观察火情,提心吊胆地等它烧到自家门口。晚9点,各国商馆开始向停泊在黄埔的商船发出通知,要求马上赶到广州协助疏散货物、抢救财产。午夜过后,商馆里的住户开始收集重要的文件和贵重物品,尽力将它们转移到在珠江边待命的船上。

    次日早晨8点左右,熊熊大火开始侵入商馆区。外商在许多中国人的帮助下,全天都在拼命灭火,可是杯水车薪,始终收获甚微。这场不受控制的大火把“金街”和广州城的部分地区烧成一片废墟,它所造成的损失,不同的史料又有着不同的描述。

    美国学者说大火从1822年11月1日傍晚烧到3日天明,“数千栋房屋被烧毁,大约5万人无家可归,多达百人丧生……尽管外国人和行商抢出了一些财物,他们的损失也很可观。商馆和仓库已经荡然无存,存放的数万箱茶叶和数不清的丝绸也尽数烧毁。英国人估计,火灾损失达400万元,美国人也损失了10万元”。 (《美国和中国的最初相遇—航海诚博娱乐奇异的中美关系史》184页,埃里克·杰·多林著,朱颖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)

    清朝学者钱泳在其《履园丛话》中则这样写道:“太平门外火灾,焚烧一万五千余户,洋行十一家,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,值银四千余万两。”

    另一位清朝文人汪鼎的《雨韭庵笔记》则描绘得更为形象,“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,洋银镕入水沟,长至一二里,火熄结成一条,牢不可破”。

    一场大火,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条四处流淌着银钱的“金街”,看到了广州十三行在国际贸易中的枢纽地位。虽然损失惨重,可是一刻值千金的跨国贸易不等人,在财富的驱使下,各国商馆很快在废墟上重建。“金街”依然是“金街”,而且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。正如当时的广州童谣所说的:火烧十三行,越烧越排场。这便是贸易创造的奇迹,资本创造的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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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外销画中的1822年十三行火灾。十三行屡次被大火烧毁,又屡次按原样重建。

    外销丝绸、广彩瓷与外销画

    鼎盛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宝盆,也是封闭中国与世界仅存的一个交接点。这个华洋杂处的奇妙之地,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,也接受着世界的影响。这种来自异域文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,既有生产方式、经营形态的变革,也有先进科学的引进和文化思想的更新。由此,广州、广州的十三行就成为古老中国缓慢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历史性起点,成为近代中国百年变革的发源地。它既是一个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,也是重塑中国形象的发力点。

    细究起来,行商对近代工商业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贸易和投资领域,也带动了生产方式的更新。一度风靡世界的“广彩瓷”,以及花式欧化的外销丝绸就是这种创新的结果。

    丝绸和陶瓷都是传统出口商品,它们曾经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辉煌一时。然而,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,中国传统样式的丝绸和陶瓷已无法满足西方市场的多元化需求。于是,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便在十三行行商的运作下出现了: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、图案加工丝绸和瓷器。据说,这种新式样的外销丝绸刚一面市,就受到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商人的欢迎:“十三行的丝织品太好了,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,按照欧洲的式样织造丝绸。”比外销丝绸影响更大,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陶瓷品类的,是更加西化的“广彩瓷”。民国初年的广东学人刘子芬在其《竹园陶说》里写道:“海通之初,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,后则径趋广州。清代中叶海舶云集,商务繁盛。欧土重华瓷,我国商人投其所好,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,运至粤垣,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,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,制成彩瓷,而后售之西商。盖其器风自景德镇,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。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。此种瓷品始于乾。?⒂诩蔚。”

    “广彩瓷”的热销,树立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功范例。景德镇素胎瓷的古雅、朴拙,与西洋画风的华贵、绚丽经过十三行匠人的巧妙糅合之后,一种别具一格,中西合璧的陶瓷新品就这样诞生了。由于它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情趣,而且款式和花色年年翻新,很快就成为出口瓷的主打商品。

    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,让市场引导生产,根据市场变化主动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,是十三行行商经营理念的一次飞跃。这种根据客商下的订单,来料加工的外向型生产模式,有计划、有目的地将中国产品推向世界,一直被沿用至今,甚至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经营模式。

    与外销丝绸、瓷器几乎同时出现的,是外销画。一些广州画师接触到西洋油画和水彩、水粉画后,向来华的西方画家学习,逐渐掌握了西洋绘画技巧。他们不仅仿制西方名画,也绘制了许多表现中国风情的油画,由十三行远销欧美,成为独特的出口商品。

    外销丝绸、瓷器和绘画的出现,表达了广州十三行行商与西方文化对接的愿望与努力,同时,也带动了相关行业制造技术与工艺水平的发展。令人欣喜的是,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!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新兴市。???型ü?骋坠纹鹆艘还伞爸泄?圃臁钡男?:

    ……美国人的餐厅、客厅、卧室里纷纷摆上来自东方王国的瓷器、家具、丝绸、绘画、墙纸和古董珍玩。曾有人估计,在19世纪早期的许多波士顿和塞勒姆家庭中,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器物用品都来自中国。这些物品构思精妙,巧夺天工。艺术史家H.A.C·福布斯(Crosby Forbes)称:“广州的工匠群体里,有瓷器和珐琅画、油彩和水彩画工、织工和刺绣工、银匠和其他金属工匠、雕刻匠、镀金匠、细木工,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制作了许多质量稳定、品位出众、种类多样的商品。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工匠群体可以与之比拟。”(《美国和中国的最初相遇—航海诚博娱乐奇异的中美关系史》98页,埃里克·杰·多林著,朱颖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)

    100多年来,十三行行商们追求着自己的商业成功,也在国际社会树立着中国形象。他们与聪明勤劳的工匠相结合,发展出了以外销为主导的制造业,早在19世纪就创造了“中国制造”的奇观,让全世界对中国的工艺水平与制造能力刮目相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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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博济医院。

    消灭天花

    为了改变“四民之末”的社会地位,获得与身家财富相称的社会认同,凡是成功的中国商人都有两个喜好,一是投资文化事业,一是捐官。因此,在重点描述行商潘振承生平的《潘氏族谱》和《潘启传略》里,除了炫耀他通商亚欧,开办同文洋行的经营业绩,还用了许多篇幅着意渲染他领衔兴办文澜书院、“诰封通议大夫”等种种功德:“当时粤垣文风尚未兴盛,启合同志数人在西关创立文澜书院,延聘学行之士主讲,由是文风丕著,冠于全粤。……至国家报效,地方善举,无不竭力输将。乾隆间由粤吏保荐,蒙朝旨赏加三品顶戴,诰封通议大夫。”(《广东十三行考》235页,梁嘉彬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)

    办书院、捐善款等行为当然值得嘉许,但若仅限于此,十三行行商便与传统的旧商人没什么显著区别,也很难取得开拓性的历史贡献。行商的特殊之处,在于他们既尊重本国文化,又敢于吸纳西方文明成果。

    十三行行商身处中西之间。他们与西方人交往越频繁,越清楚东西方之间的差距,越容易被激起强烈的家国情怀。除了像旧式商人一样积极参与慈善事业,热心公益之外,更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、科学文化视为己任,并开创了许多全国第一。

    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,十三行行商做得最成功,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,是将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技术在广东及全国推广。这无疑是一项造福国民的伟大创举!

    由于人类经过数个世纪的努力,已经于1980年10月由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宣布,全世界已消灭了“天花”,“牛痘接种”也就取消了,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,恐怕已经不了解何为“牛痘接种”了。

    说起“牛痘接种”,不能不说“天花”。

    “天花”是一种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。?吮桓腥竞笪尢匦б┛芍,死亡率极高,特别是免疫力低的孩子们。患者就是侥幸痊愈了,“天花”也会在脸上留下明显的疤痕,民间俗称“麻子”,“天花”也由此得名。全世界的医生都在寻找治疗“天花”的办法。英国医师爱德华?詹纳经过长期的观察,发现挤牛奶的妇女感染天花病毒后不会出“天花”,于1796年试用牛痘来预防天花,即将牛痘疫苗接种到人的身上,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,经过试验,大获成功,被称为“牛痘接种技术”。以后牛痘接种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,对后来消灭天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    我国也是天花感染大国,在我们父辈爷爷辈的人群中,看到脸上有麻子的人,并不罕见,他们就是天花的感染者。早在宋真宗诚博娱乐(998-1002)我国即发明了人痘接种法,但此法不安全,有时反而会引起天花,后来就放弃了。西方发明了“牛痘接种技术”,但把它引进中国,却是十三行行商们的功劳。

    道光年间修撰的《南海县志》记载:

    牛痘之方,英吉利番商多林文于嘉庆十年携至粤东……时洋行商人郑崇谦译刊《种痘奇书》一卷,募人习之。同时习者数人:梁辉、邱熹、张尧、谭国。而粤人未大信,其种遂失传。迨十五年番商剌佛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,洋行商人伍敦元、潘有度、卢观恒,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,属邱、谭二人传种之。寒暑之交,有不愿种者,反给以赀,活婴无算。(《广东十三行考》275页,梁嘉彬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)

    以此为据并综合《澳门新闻纸》等其他史料,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牛痘接种技术进入中国的过程:嘉庆十年(1805),英国商人多林文首先将牛痘疫苗带入广东,并由英国医生皮尔逊(Alexand Pearson,又译卑臣)传授接种技术。当时的十三行行商郑崇谦,将皮尔逊撰写的《种痘奇书》翻译、刊印作为教材,召募梁辉、邱熹、张尧、谭国学习。梁辉等人都是与十三行有关的商人或伙计。由于当时广东百姓缺乏近代医疗知识,不太相信来自西洋的“种痘法”,因此未能普及。次年,广东地区爆发天花疫情,当初由皮尔逊、梁辉等人在教授、实习过程中接种了牛痘的儿童均得以幸免,人们这才认识到了种痘的奇效,只可惜已经没有了牛痘疫苗。嘉庆十五年(1810),又有外国商人从小吕宋带来了牛痘疫苗,行商伍秉鉴、潘有度、卢观恒当即出资数千元在洋行会馆开设诊所(又称“种洋痘局”),让邱熹、谭国为当地儿童接种牛痘。对那些不愿意接种的,以金钱奖励的办法进行诱导。这一善举,使无数儿童免受天花病的侵害,得以健康成长。

    十三行行商们不仅首开先河引进西洋“种痘法”,还翻译出版相关科学文献、组织人员向英国医生学习接种技术,又出资开设“种洋痘局”,他们系统地推动了牛痘法在中国传播。其中,会隆行行商郑崇谦更被后人尊为在中国推广牛痘法的鼻祖,写入近代医史。

    道光八年(1828),广东巨商、潘氏族人潘仕成到北京,利用宣武门外南海会馆设立“种痘局”,邀请北京医生到场观摩、学习。从此以后,种痘预防天花的医疗技术逐渐传向全国各地。

    开医局、刊印书

    种痘法在中国获得的成功,让十三行行商对引进西方医疗技术更有信心,也更加热心。1834年10月,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新教医学传教士伯驾抵达广州。行商主动支持他在新豆栏街开设“眼科医局”,这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,伯驾在这里施行了第一例白内障手术。由于伯驾医术精湛而且免费接待贫穷病人,前来就诊的病人与日俱增,医院场地渐渐显得不敷使用。伍秉鉴见状,便将自己拥有的一栋楼房免费借给伯驾建立分院,这就是著名的博济医院的前身(现为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,它是中国也是东方的第一所西医医院。学医的孙中山先生也曾在该院习医过,后改名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,也曾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。)伯驾在博济医院施行了中国首例膀胱取石手术、首次在中国运用了乙醚麻醉法,治愈的各类患者不计其数。伯驾和博济医院不仅在医学领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,而且对中国近代政治也颇有影响。道光十九年(1839)七月,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因患疝气,曾派人到博济医院取药求医,他赞扬这家医院医术高明。同治五年(1866),博济医院下设“博济医学堂”(后改名南华医学校),孙中山以“孙逸仙”之名在此入学读书。这所由美国传教士主办的西医学校,无疑对青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,由此也对中国近代史有了一定程度的间接影响。

    自印刷术发明以来,刊印书籍便成为传播文明、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。印什么书,宣扬什么文明,亦即标示着某种特定的理想与追求。随着对世界的了解,对西方文明认识程度的加深,十三行行商对文化的介入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办书院、刻古书。潘氏族人潘仕成刊印的《海山仙馆丛书》一改以往只重经史诗文的旧习,重点选择数学、地理、医学方面的著作,致力于中国的学术更新。这套书的编辑方针,隐约表达了一个文明古国对近代科学的向往,也是继明朝末年的徐光启等士大夫之后,开始了又一次科学启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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